在过去十年中，印度尼西亚得到了“和平利用倡议”的大力支持，取得了重要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例如通过原子能机构经常预算和技术合作资金以及“和平利用倡议”资助的项目，开发了新的大豆和水稻品种。几年前，印度尼西亚成为首批在财政和人力资源方面支持“和平利用倡议”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提供专家为其他国家提供咨询和培训。
为了讨论印度尼西亚作为受援国和捐助国的作用，《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编辑Miklos Gaspar与印度尼西亚驻维也纳大使、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和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前主席Darmansjah Djumala进行了会谈。
问：印度尼西亚如何从“和平利用倡议”中受益?
答：我先说一下我国政府关于核技术应用的理念和外交政策。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和平利用倡议”非常符合我国的国家发展理念。
我国政府奉行我国总统所说的“脚踏实地”的外交政策。这意味着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外交政策着重于切实的外交成果。虽然外交往往被视为公开的谈话和谈判，但对于我国政府来说，外交是非常具体的东西。外交政策如何惠及人民?如何能给公众带来具体的成果?
我们的核外交也非常符合这一点。我们必须通过核外交和核应用直接给民众带来好处。这就是为什么在核外交中，我们注重核技术应用——而这正是“和平利用倡议”所能提供的帮助。因此，“和平利用倡议”完全符合我们脚踏实地的外交政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该计划非常满意的原因。
“和平利用倡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使原子能机构的支持扩大到印度尼西亚。在农业和粮食安全方面，包括植物育种、养牛和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直接效益尤其显著。我们在大豆品种开发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提高了牛的繁殖能力，帮助了许多村庄的农民。支持的效果非常好。我们在癌症治疗和环保领域也受益匪浅。
我们从“和平利用倡议”项目中得到了很多帮助，我们对此非常感激。
问：“和平利用倡议”如何补充贵国在技术合作和参与协调研究项目方面从国际原子能机构得到的支持?
答：通过“和平利用倡议”提供的预算外资源扩大了在经常预算和技术合作计划下提供的支持。“和平利用倡议”已成为成员国促进和支持原子能机构和平利用核技术的其他计划的极好平台。我们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成员国通过“和平利用倡议”提供财政支持和人力资源。因此，这种好处在印度尼西亚将更加显著。
问： 印度尼西亚为什么选择向“和平利用倡议”捐款?
答：我们利用“和平利用倡议”教育和提高我国科学家在核应用技术方面的能力，这是众所周知的。
印度尼西亚认为自己是南南合作的先驱。我们的理念是，当我们从别人那里得到一些东西时，我们一定会在某个时候作出回报和奉献，这样别人也能受益。如果我们从原子能机构得到了一些让我们受益的东西，我们需要与比我们欠发达的其他国家分享这种好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非常热衷于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这些好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需要。我们希望与他们团结一致。
问：印度尼西亚以哪些方式支持“和平利用倡议”?
答：我们为“和平利用倡议”作出贡献的方式有很多。我们有多个原子能机构协作中心，我们在那里主办了由原子能机构资助的一系列技术合作项目培训。我们邀请非洲和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参加。我们还向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其他国家派遣我们的专业科学家，就发展那里的核应用监管基础结构提供咨询。我们几乎每个季度都接待进修人员。虽然我们总体上不是那么发达，在核应用方面处于中等水平，但我们有知识和专门技术可以分享。我们还支持“核应用实验室的改造”项目，因为我们认为该设施对研发和能力建设非常重要。
问：您如何看待“和平利用倡议”的第二个10年?在您看来，不仅对印度尼西亚，而且对整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重点领域应该是什么?
答：“和平利用倡议”是一个有助于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工具。在未来10年，它应该与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我们必须继续采取各种举措，以提高粮食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问题，以及支持各种医疗保健和产业计划。
我坚决支持“人畜共患疾病综合行动”计划，这是原子能机构抗击人畜共患疾病的新项目。这非常符合卫生部门的需要，并且鉴于新冠肺炎疫情，这是非常及时的。我期待并希望捐助国和所有原子能机构成员国支持这一新项目以及防治塑料污染的举措，以便它们能够迅速实施。
